Dialogo è accettare l'altro come è e come egli stesso si definisce e si presenta a noi, di non cessare di essere se stessi mentre ci si confronta con il diverso, di essere consapevoli che la nostra identità esce arricchita e non sminuita da chi di questa identità non accetta alcuni elementi, magari anche quelli che noi riteniamo fondamentali. La riconciliazione è possibile, tra i cristiani e nella compagnia degli uomini. (Enzo Bianchi, priore della Comunità di Bose)


利玛窦“记忆之宫”的12 个房间

di 作者: 顾湘 江晓原

为纪念对中西文化交流作出巨大贡献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逝世400 周年,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于2 月-7 月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三地巡回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览。4 月2 日-5 月23 日,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品共计113 件(组),由中意两国文博与图书收藏机构共同提供。

  利玛窦(1552-1610),号西泰,是第一个变西文姓名为中文姓名的人。1578年的春天,他搭乘“圣路易”号离开里斯本,4 年半后由澳门踏上中国的土地,随后越五岭、驻江右、下江南、过山东、进京城、入皇宫。直到1610 年5月中的一天,他感到大限将至,当有人问他将留给世人什么时,他回答:“一扇功德之门,但不无艰苦磨难。”次日,利玛窦溘然长逝,万历皇帝赐地安葬。那扇“功德之门”开在明王朝的封闭之上,西方的科学与文艺之风由此吹入,欧洲人也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中国文化。利玛窦以其非凡的智慧和毅力建造了这扇门,用的是信仰、友爱,以及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哲学、精密仪器、绘画艺术、记忆术……

  在利马窦逝世400 年后的今天,意大利马尔凯大区政府和中国文物交流中心合作,于2010 年2 月-7月先后在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三地巡回举办“利玛窦—明末中西科技文化交流的使者”展览,以纪念这位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开拓者。4 月2 日-5 月23 日,展览在上海博物馆举行,展品共计113 件(组),由中意两国文博与图书收藏机构共同提供,其中62 件(组)意大利文物来自于罗马、马切拉塔、热那亚等地的数十家博物馆和图书馆,51 件(组)中国文物分别来自于上海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南京博物院、辽宁省博物馆等4 家单位的珍藏。

神奇的“记忆迷宫”

明代的中国是个舟多于车的国度,利玛窦远渡重洋而来,而他在中国的旅程也同样犹如长年的航行,沧桑浮沉,有时风和日丽、景色宜人,那是他与中国学者们交往、分享学识与友谊的愉悦时光;有时则会遇上风暴,或搁浅困滞,或陷于大雾、无法展望前路。糟糕的情况通常是由于恶劣的天气、盗贼、怀有偏见的乡民、贪婪的官员、爱猜忌和骄傲的皇帝以及不合适的时机造成的。他无法携带许多书,于是写信回欧洲要求那边给他多寄些书来,但那时候的邮政极为缓慢而且变化无常 (利玛窦一般以6-7 年作为从发信到收到回信的周期,有一次他的上司从澳门发出的一封信花了整整17 年才抵达罗马)。有时,他还会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他所拥有的书。

  利玛窦拥有超人的记忆力,这大概是一个古人获得杰出成就的必要条件。在中国生活期间,他对算数、几何、音乐、天文学、光学、测量、制图、地质学以及各种机械装置等等都进行了研究,而关于这些领域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他凭着对上学期间所学知识的回忆而得来的,再加上随身所带的为数不多的书籍提供的信息。他带到中国并逐步加以翻译和重新解释的,基本上都是他在佛罗伦萨耶稣会和罗马学院文学院所学的知识,《畸人十篇》、《交友论》、《二十五言》等著作的完成都是依靠他对大量经典文献,尤其是斯多葛学派或人文主义作品的熟记。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发现,书籍是如此匮乏,以至于我现在印行的绝大多数书籍都是我记忆库的储藏品。”也正是他善于记忆的技能,使他成功地学习了汉语。

  利玛窦惊人的记忆力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595 年,他在南昌当众表演了他的记忆术:“我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在一张纸上按照他们选择的任何方式写下大量汉字,它们之间不需要有任何秩序和关联……我将这些汉字读一遍后,就能凭自己的记忆按照他们所写的方式和顺序将这些汉字背出来……为了使他们更加惊奇,我又凭记忆,把这些字从后朝前倒背了一遍。对此,他们全都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马上就求我同意将形成这种记忆力的神圣法则教授给他们。于是,我的名声便迅速在这些文人学士当中流传开来……说实在的,这种记忆定位体系看起来就像专门为汉字而发明的,因为它确实行之有效,每一个字母都是一个表达意义的形象。”(利玛窦《书信集》)

  “1596 年,利玛窦向中国人传授建立‘记忆之宫’的方法。”史景迁在传记《利玛窦的记忆之宫》开篇写道。“记忆之宫”是人们头脑中的空间结构,用以安置鲜明的、能唤起记忆的形象,走进“记忆之宫”,便能从有序排列的“房间”中找到需要的内容,按照事物的顺序进行记忆。经过几个世纪的不断完善,“记忆之宫”得以发展成为一种体系,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代,形象记忆技术可能已盛行于当时。利玛窦从罗马学院学到了这些记忆的技巧。他告诉中国人,对于每一件我们希望铭记的东西,都应该赋予其一个形象,并给它分派一个场所,使它能安静地存放在那里,直至我们准备借助记忆的方法来使它们重新显现。

  本次展览就犹如一座有形的“记忆之宫”,展览的12 个部分是“记忆之宫”中按照利玛窦的生平为序设置的12 个房间,在这些房间里,安静地放置着一件件能够唤醒昔日记忆的文物。借助那些种类繁多、依序陈列、意义深远、带给人各不相同的强烈印象和丰富想象的物件,利玛窦的历程和那个伟大的时代在我们眼前展开,伴随着浪涛声、港口和集市热闹的人声、古钟表的滴答声……

第一、第二、第三个房间:故乡、新生、辉煌的“无用之物”

一幅宽2.5 米的布面油画《马切拉塔全景》让我们看到了利玛窦的故乡,它坐落在土地肥沃的乡村中一个锥形的山顶上,被白色的城墙包围,红顶白墙的房子错落在山坡上,天气晴朗可爱,近处郊外有零零散散的人,看起来悠闲而愉快。从东面吹来的风带来海的气息。

  中心广场及坐落其上的钟楼和大教堂、教皇使节的寝宫、商会会所、窄小的蜿蜒而下通向附属广场的石街以及坐落在附属广场上的耶稣会学校构成了城镇的主要景致,各式各样的街道有的顺着一道道城墙缠绕在山坡各处,有的时而一条直路急冲山下,时而又变成一级一级台阶。当地的葡萄酒芳香甘醇,在各条道路上,葡萄酒的叫卖声中,身穿礼拜袍服、手拿十字架和旗帜徒步而行的朝圣者往来频繁。然而,就是在这美丽景致中,在利玛窦步行至学校的狭窄的石头小街上,数十年来,阿拉莱诺和佩利卡尼两个家族的年轻人互相跟踪、偷袭,持续着从16 世纪20 年代便开始的世仇。利玛窦16 岁离开马切拉塔前往罗马那年,国内和国外的战争都已蔓延到了马切拉塔。

  来到罗马和佛罗伦萨耶稣会学院学习的利玛窦,心中无疑会对近在眼前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恢弘壮丽图景发出兴奋喜悦的惊叹。当我们进入第二个房间时也会立即感受到几分近似的心情——几幅顶天立地的巨大壁毯覆盖了墙壁,那是17 世纪中叶戈贝兰作坊根据拉斐尔的草图织造完成的,取材自《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分别是表现圣彼得生平的《捕鱼的奇迹》、《亚拿尼亚之死》和表现圣保罗生平的《以吕马的失明》。

  拉斐尔与利玛窦一样来自马尔凯。1515 年,受教皇利奥十世(Leo X)的委托,拉斐尔为西斯廷礼拜堂两侧的墙壁设计壁毯。在当时,壁毯要比湿壁画和油画更加昂贵,整套壁毯所花费用至少是米开朗基罗天顶画的5 倍。

  能在博物馆亲眼见到这些壁毯令人感动。第一幅《捕鱼的奇迹》宽4 米多,高近5 米,描绘着使徒彼得和他的兄弟在加利利海,经耶稣的指点捕到了大群的鱼,鱼多得连渔网都装不下,他们必须招呼邻近的船只过来帮忙。它让人想起利玛窦交给程大约出版在《程氏墨苑》一书里的第一幅插图:门徒们乘坐的船只在加利利海的波浪中颠簸,而耶稣踏着海水而来,教彼得凭坚定的信念行在水上。站在壁毯前,你会感叹利玛窦身后丰盛华美的文艺复兴大背景,那个西方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天才集中涌现、全才式人物辈出的时代。

  利玛窦生活的时代,正进入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的最后阶段,教会力图将年轻的耶稣会士训练成他们所处时代的文化生活的前沿人物。本次展览的策展人、利玛窦东方关系学院主任菲利普·米尼尼(Filippo Mignini)教授说:“利玛窦通晓各种学问,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人。他拥有那么多出色的才能,与他当时的背景密不可分,正是文艺复兴孕育出了如此杰出的人。那个杰出的时代诞生了许多杰出人物,利玛窦是其中之一。”

  第三个房间的入口左右分立着费德里科·祖卡里的皮革油画《摩西形象的米开朗基罗》和《先知形象的拉斐尔》,昭示着16 世纪的艺术家开始跻身于时代伟人的行列,获得了空前崇高的赞誉,意大利巨匠的成就几乎笼罩了整个欧洲的艺术。这里摆满了“辉煌的‘无用之物’”,在幽暗的展厅中熠熠生辉:拉斐尔的《永恒的天使》、《给兀鹰喂水的小爱神》,提香的《菲利普二世像》,洛伦佐·洛托的《力量与不幸之战》,乌尔比诺制造的施釉彩陶器—怪物和帕立斯审判洗、天使骑狮首墨水瓶盒和纸张盒等等。

第四、第五、第六个房间:建筑、书籍与科学技术

“我们的书大受称羡,因为书的装订非同寻常,而且镀金美观,在有关宇宙和建筑的书中,人们能够看到全世界的众多王国和地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名城,宏伟的宫殿、高塔、剧院、桥梁和庙宇。”(《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到中国后,一直不断要求教会给他寄来欧洲,特别是描绘古罗马建筑的版画,如万神殿、凯旋门、竞技场等,他想向中国人展示他来自一块有着显赫历史的国土。在中国期间,除了一本铜版印刷的《古罗马事记》,他还渴望从欧洲得到一套精美的《普朗坦圣经》,不仅仅由于它是一部多语言的严谨的学术著作,也不只是因为它的宗教内容,最主要的是因为它装帧高级、卷帙浩繁、纸张柔韧、封皮精美,附有由低地国家一流大师制作的一流铜版雕刻插画,总共达8 卷之多。在他的有生之年,利玛窦最终得到了这套书:“我们的配有插图和镀金的书籍让我们得到信任,我们是在一个学士的国度。”

  我们可以在展览中看到利玛窦当年想尽办法要让我们看到的那些16 世纪铜版画,从《万神殿》、《角斗场内景》到《罗马广场景观》,它们仍旧行使着它们的使命:向我们叙述那个古老帝国首都所经历的辉煌,描绘它曾经的显赫。我们也能见到那些原版装帧的16 世纪图书典籍,如圣伯纳的《沉思录》、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但丁的《神曲》。如利玛窦当初预期的,我们也会像明朝人那样,“对其精美绝伦的印刷和庄严肃穆之气氲充满了羡慕敬仰之情”,即使“看不懂书中的文字”,也能感受“其字里行间蕴藏着绝妙的教义”。展览的古书还包括阿皮亚努斯的《天象》,克拉维乌斯的《实用算术概论》、《欧几里德原本》,萨克罗博斯克的《天球论》,托勒密的《地理学》等。正如史景迁告诉我们的,利玛窦在罗马学院读书期间的数学老师克拉维乌斯深信科学知识的价值,他强调,对自然现象的细心探索有助于人对精神世界的反思。

  对他的学生应该在学院中学些什么,克拉维乌斯有着明确的想法。“一年级学生可以在4 个月内学完欧几里德著作的前4 卷,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学习实用算术,用两个半月的时间学习行星的运动原理,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地理,假如时间还有余的话,他们还可以学习欧几里德的第5 和第6 卷。二年级学生可以用两个月的时间学习星盘(用于测定行星和恒星的运动),用4 个月的时间学习行星理论,用3 个月的时间学习透视画法,其余时间用于学习钟表制造和教会立法计算方面的理论。一些表现突出的学生可以在第3 年进行自学,研读更先进的天体理论,学习制造万年历、行星表以及使用象限仪,等等。”

  这可以解释我们接下来看到的一系列复杂精妙的仪器,它们大多是16 世纪制造的:天文工具盒、托勒密浑仪、简易经纬仪、测角仪、天体仪、地球仪、日晷……利玛窦用这些在中国学者中间赢得了声望,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乃至推动了中国重制历法。利玛窦去世后,徐光启、李之藻在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的帮助下修订的崇祯历法, 从清初一直用到近代。

  最后,我们在这个房间里还发现了一些看上去很新奇,有些还颇具现代感的东西,譬如一座大桥模型、一个接近球形的木制多面体、一副链轮和球轴承、一个风力飞行器、一个男孩青铜胸像形状的蒸汽鼓风机……它们都属于达·芬奇理念博物馆,证明着那个时代最勇于想象和创新的精神。

  沿着在奥尔特留斯《寰宇全图》上标注的欧亚远航路线,对利玛窦的回忆终于驶向了东方。

第七、第八、第九个房间:从剃须发到穿儒服

参观者走到这里,有关利玛窦是个普通凡人的印象忽然苏醒并且变得鲜活了—他小心翼翼地在16 世纪80 年代的中国南方农村贫困家庭中穿行,用结结巴巴的汉语谨慎地为他们祝福;他并不老,可别人惊奇于他的满头华发;他争取到一块城墙外面的地,造了一座砖房,为了房子和地的事跟地方官和地主讨价还价,后来被赶走;他给地方官送礼,设法取悦他们;他的住处遭到一伙歹徒的抢劫,他试图关紧自己的房门,并从窗口跳进花园去求援,扭伤了脚,大声呼救;他乘船时掉进河里;抄着葡语和汉语对照的词,还标注了汉语字词读音的《葡汉辞典》手稿,看起来像是一个人初学外语时的笔记,他一边抄一边希望能记住那些词:“鸽子”、“桥”、“怎么样”、“限期”……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甚至无异于你我,因此他的筚路蓝缕之功愈加惊人、使人钦佩,而后人加之于他的种种揣度和非议,则未免有失公允。

  除了古代澳门、肇庆、韶州的小地图和若干示意图,在这部分展厅里还有一些明代佛像和明代的禅师画像,它们带来了一种宁静超脱的气氛。然而,利玛窦对僧道的印象其实很坏。他起初剃了须发,身披僧袍出现在肇庆,结果发现这样的策略是错误的,因为和尚的地位在中国远比在日本卑微,僧道的名声很糟,僧人“不愿学习知识和良好的风范”、“放纵情欲”,道士甚至更不堪,“他们的书籍叙说着各种胡言乱语”,完全是“骗子”。

  在儒释道“三个在中国影响较大的宗教派别”中,利玛窦唯独认同“儒教”。受江南贵胄瞿汝夔的启发,利玛窦脱掉僧袍,蓄须发,改穿儒服。“这袍子用紫色丝绸缝制,褶边、衣边、衣领镶有近一掌宽的蓝色丝绸;悬垂的长袖也镶有同样的边,与威尼斯人的服饰样式非常相似。紫色绸袍上还配有一条蓝色腰带用来束腰,以使长袍敞开得更自如些。”利玛窦写信向朋友仔细描述他的新行头时大概不无自得,我们可以看到由马切拉塔国家艺术学院复制的这身装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说:“他头上所戴的四方平定巾,属于当时‘儒士生员监生’的冠制,长袍却是明代规定只有进士才可穿着的颜色,冠服搭配不伦不类,但也可能是他故意这样设计,以彰显他是与中士有别的‘西儒’。无论如何,我们中国人确实特别重视衣衫,利玛窦的新衣服发挥了神奇的功效,他一换衣服,就取得了士绅的同等礼遇,遇官可不跪,个人免税,学者们纷纷前来与他结识。”

第十和第十一个房间:交友与观星

瞿汝夔是礼部尚书的儿子,爱好炼丹术,听说西洋和尚会炼金术,就跑来找利玛窦。不久,利玛窦成功说服了瞿汝夔放弃炼丹术,跟他学习数学、天文学,利玛窦则跟他学习儒学,用拉丁文翻译“四书”。瞿汝夔皈依天主教后,“即刻就让他(利玛窦)分享了儒家的权势。广东的兵备道,韶州的知府,英德的知县,还有南雄州的知府,是瞿的老师、同乡、同学、同年。在中国,儒生的关系网络可以无限编织”(李天纲《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的交往和友谊》)。

  因为瞿汝夔的介绍,江西巡抚允许利玛窦在南昌居住。南昌住着当朝万历皇帝的堂叔祖,他听说“泰西”有着和儒家一样温雅的礼仪,非常希望听一听“西儒”的 “交友之道”。于是,利玛窦用汉语编辑了一本西方古典作家和神甫论述友谊的格言录—《交友论》。《交友论》第八十一条说:“凡出门会人,必图致交一新友,然后回家矣。”利玛窦每次出门,都能交到一两位新朋友。

  在中国中部的利玛窦,开始出入士大夫家庭,一边探讨着学问,一边悠闲地享受宴饮的欢乐。他了解到,好友欢聚、社交宴饮是明代上流社会生活的核心部分,中国的每一件事情,包括宗教事务,都是在桌边吃饭品茶时讨论的。

  展览中,杜堇的《十八学士图》屏以“琴”、“棋”、“书”、“画”四个场景,描绘了唐代文人风雅闲适而考究的生活;而李岳芸笔下文征明、唐寅、仇英明补充了活跃在明代的书画家的肖像。唐寅本人,像是含笑斜倚在画面外某个地方,穿越时空目睹了崔涯与名妓李端端产生爱情的那个场面,将它画了下来;画中的李端端手持白牡丹,楚楚动人,仿佛正据理巧辩、侃侃而谈,而崔涯放下手中一页纸,静气安坐,凝神谛听,内心折服之情思流溢于眉目间。从这些画里,我们可以看到书籍、优雅的庭院、考究的家具、精美的器玩都在传达着一种雅致。利玛窦也发现了绅士阶层对古董、字画的喜爱。

  展览中有一幅着官服的李日华肖像,以及器皿、饰物、印章等器物珍玩。艺术家兼官员李日华也是利玛窦在南昌结识到的朋友,他在他的日记里无意中记下了1603 年艺术品商人先后13 次向他兜售古董字画的事,这说明与利玛窦观察到的一样,到了明代后期,在明代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蕴的物品,被大量地带到了金钱世界。这些物品向应邀前来参观或使用的人们,展示着收藏者的独到鉴赏力和不俗的文化品位。

最后一个房间:北京,敞开的大门

1601 年1月的一天,利玛窦用8 匹马、30 多个脚夫,将献给万历皇帝的礼物运送到了北京。这些礼物并不值很多钱,由他们千方百计募集到的一笔钱和利玛窦在中国期间随身所带的一些物品组成,其中包括:三幅宗教画,一大一小两座自鸣钟,一本金装祈祷书和一本精美的《双半球投影世界地图》,一台楔槌钢琴,还有多棱镜、日晷和沙漏,彩色的腰带和几匹布,欧洲银币,一个犀牛角,几只玻璃瓶。

  中国皇帝很喜欢自鸣钟,把小的那只放在自己面前,为放置大钟专门修建了一座木楼。皇太后听说了自鸣钟,她要皇帝叫太监把它送来给她看。皇帝想到她可能会喜欢,到时候会把它留下,便叫管钟的人把管报时的发条松开,使它不能发声,再给她送去。皇太后不喜欢不能鸣时的钟,就把它还给了儿子。

  皇帝的钟出了毛病时,利玛窦便能获得随意进出皇宫的许可。在都城安置下来并结识了许多新朋友,使利玛窦有机会同那个时代最有上进心、最具才华的知识界人士交游。1603-1607 年间,徐光启与利玛窦交往频繁,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的前6 卷。尽管利玛窦从朋友们那里得到了“真诚、温暖、慈爱的友情”,但他仍难免感到孤独,他不太喜欢中国的音乐,更讨厌戏曲,想念在欧洲时听惯了的乐器和四线谱。

  我们在展览里见到,四线谱纸上记录着的宗教音乐,旁边配有细腻鲜艳的图画。而展出的乐器不单有利玛窦随身带着穿越中国并最终进贡入宫的那种楔槌钢琴,还有一台固定式管风琴和一把腿式维奥拉。此外,一幅《野墅平林图》让人不禁想到利玛窦更多未尽数展露的才华和心底的寂寞。那幅画画在素绢上,尺幅很大,分四屏拼接通景,画的是北京郊外秋天的景色,用的是毛笔和中国产的青石、石绿、赭石诸色,采用了焦点兼散点透视法等西洋画技法,画面美丽而平静。不知是否因为那一潭蓝绿色的湖水,丰美饱满的画中透出一股冷清来。

  当利玛窦在宫中教太监如何为钟表上发条、拼装巨大的世界地图、创作可以用楔槌钢琴伴奏的中文歌曲时,他可能会思量那个一方面表现得异常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又处处受到掣肘的谜一样的万历皇帝。他从来没有和皇帝谈过话,像科东神父令法兰西和那瓦尔王国国王亨利四世重新皈依天主教那样,使万历皇帝皈依天主教并成为他的告解神父,看来是一个永不可及的梦。

  利玛窦为宫人们写下了这样的歌:一个牧童一天突然感到忧伤;他恨自己所在山冈;他想他所望见的远山,一定远比这座山冈美丽,到那里去会使一切忧愁烟消云散。于是他向远山走去,可当他走进这座山,却发现它不如远看的那么漂亮。……

  古往今来的作者都提出同样的劝诫:让心漂泊在外毫无益处,心神内敛,意志坚定,方可得利。

  他想象人们在宫廷城墙内外反复咏唱着他的歌词,并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畸人十篇》,记录了他同8 位中国文人的谈话,涉及死亡、灵魂不灭、斋戒、灵修、善恶报应、占卜以及财富等诸多方面。在第三、四篇中,徐光启作为对话者,同利玛窦交流了对死亡的思考。书成两年后,利玛窦离开了暂时寄居的这个世界。

专访历史学家朱维铮四海之内皆有圣人
B=《外滩画报》
Z= 朱维铮

B:利玛窦带来的知识和人文观念,在同时代的西方世界是否已经过时?

  Z:这是历史上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我想,利玛窦本人是一个天主教徒,要讲到世俗的世界观的话,譬如他说地球是圆的,那么当然比中国的“天圆地方”要先进。要是讲到宗教的话,他是讲一神论,他批评中国的是多神论,本来一神论和多神论并不存在优劣之分,但是在欧洲的天主教徒看起来,一神论要胜过多神论,他们把中国的多神论叫作偶像崇拜,不是追求心灵的解脱而是追求世俗的好处,谁给你好处你就崇拜谁。这两者本来是不同的信仰,很难说谁先进谁落后。利玛窦本人相信地圆说,天有若干层,像玻璃一样,日月星辰都嵌在上面运行,这也不能说是正确的。但是与“天圆地方”的观点相比,他讲的地圆说应该比较合乎事实。利玛窦他们当时也已经接触到了哥白尼的日心说。日心说打击了天主教对世界认识的基础,这是事实。另一方面,它介绍到中国来,作为一个学说,哥白尼体系到底比托勒密体系先进多少,那就很难说。

  明朝晚期要解决比如说历法天文学的可操作性问题。明朝严禁民间私习天文,就是怕有人利用天象变化妖言惑众,结果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当时中国在使用的历法已经不准了,误差非常大,而老百姓都非常相信历书,书上写的就一定是对的,天象与历法不符,那么就是上天在示警。去掉历法表征皇帝权威的意义来说,准时预报季节、农时,当然也对我们的社会生活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所以很需要一个精确的新的历法来代替旧历。利玛窦带来的第谷学说是可操作的,虽然有日心说与地心说之间妥协的嫌疑,但它是可操作的,而哥白尼的日心说在当时没有可操作性。

  我们要看到双方的互相认识,而不是去盯着谁先进谁落后。先进和落后有时候也很难说。那是不同的认知体系、不同的科学体系,不同的体系会造成双方对对方的很大误解,这样,他来了,促进了不同体系互相认知、互相交流,无论如何,对中国也好西方也好都是有好处的。

  B:利玛窦入华之时,正是王阳明心学兴盛之际。

  Z:利玛窦到了南昌以后,没想到并未受到预期的敌视,相反得到了各类人士的善待,他受宠若惊,写回去的信里跟他的老师朋友反复分析原因。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他不知道,那就是当时王学发展的兴盛,而南昌又是王学的真正故乡。王学的最大特色就是它承认“四海之内皆有圣人”。陆九渊提出古今中外都可出圣人,凡圣人都“同此心同此理”,王阳明则说“涂之人皆可以为禹”,跟过去讲“只有华夏有圣人,其他都是蛮夷”是对立的。王学也承认“愚夫愚妇”都可以、有可能变成圣人。过去说的圣人只可以有一个,死了的圣人就是孔子和封了的那几个,活着的圣人就是皇帝。王学说“愚夫愚妇”经过了某一种觉悟也可能变成圣人,这个当然是对那种把圣人神秘化、独尊化的否定。王学确实是唯心主义,但是在历史上看起来,对思想起到了一个解放的作用,在客观上创造了一种文化氛围,使近代意义的西学在中国得以立足。那么既然愚夫愚妇也可能有圣人,外国人当然也可能有圣人,所以他们会来听一听这个外国人讲的那套东西。

  利玛窦只知道有个“儒教”,但是对王学与作为帝国意识形态缘饰的朱子学的区别是不清楚的。王学还主张“学必为己”,所以他们对利玛窦带来的知识和学说都是部分取用。所以利玛窦会觉得来拜访他的人很多,但结果他的传教并没有达到那么好的效果。

  总的来说,利玛窦在中国活动了27年零9 个月,先后创建了耶稣会住院4所,有58 个神父,受洗的信徒有将近2000 名,虽然数字不是很大,但是质量高,都是由知识分子和官员组成的。在他以前,基督教曾两次入华,但都失败了,天主教在中国生根,经过明末清初的好几次打压都没有绝种,那都是利玛窦的功劳。

  B:利玛窦之前,基督教也曾多次入华,区别何在?

  Z:基督教第一次进入中国是在唐朝,是基督教的聂斯托里派,被称作景教,是从君士坦丁堡、波斯、中亚细亚这一路过来的。唐太宗给他们提供的政策非常宽松,让他们兴修教堂,给予很多支持。景教在中国发展了200 年,有这么好的条件,最后还是没能活下来。第二次则是元朝的时候。

  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1623 年在西安出土时,利玛窦已经死了,但是他之前就知道景教到中国来过。利玛窦很注意有没有他的先辈到中国来过,他的同会都很注意有没有古典时代—包括耶稣以前或耶稣以后—欧洲人同中国人交往的证明。利玛窦在南京和华中地区发现了一些基督教徒,他们大多数已经没什么基督教的信仰了。他也注意到开封有古代犹太人移民的遗迹。他请教友和耶稣会士都去开封调查过那些问题。

  B:我们的历史书上似乎有很长一段时期对利玛窦持否定态度。

  Z:“文革”时期当然是丑化利玛窦的,到现在也还存在争论。哪怕在教会内部都有争议。天主教对有特殊贡献的、为宗教牺牲的,都会封圣,名姓前面加一个 “St.”。利玛窦死了以后一直都没有封圣,就证明他在他们教会内部也有争论。天主教在他生前死后都有很多声音攻击他,说他放弃对上帝的信仰,说他向中国的偶像崇拜妥协,因为他承认拜孔子拜祖先不属于偶像崇拜,还有他的翻译,“Deus”到底翻译成“上帝”、“天主”还是“主”,他们到现在还在吵闹不休。

  关于利玛窦到中国来到底起了什么作用,每年都有很多书出版。我们翻译过来的,都是有选择的,有的是有人出于爱好翻译过来的,有的是故意选择翻译出来的内容。半个世纪以来翻译的书,大多是在意识形态指导下面搞出来的,我通常不太相信他们的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还有很多别的意见存在。

为利玛窦和他的后任们平反

利玛窦(Matteo Ricci , 1552 -1610),1582 年来到中国,1600 年起定居北京,1610 年在北京去世,利玛窦和其他一些著名来华耶稣会士的墓,现在都完好保存在北京(在今北京市委党校校园内)。

  谁知到了20 世纪,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却遭到一项指责,说他当年有意向中国人“隐瞒”了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只将“陈旧的”托勒密体系和第谷(Tycho Brahe)体系介绍给中国人,从而“阻挠”了中国人及时接受哥白尼学说。并进而推论出“近代科学在中国当时未能正式出现,那阻力并不来自中国科学家这方面,而来自西方神学家那方面”。

  对于这样的指责,利玛窦当然不能从墓中起身来为自己辩护,但是科学史研究却可以为利玛窦和他的后任们平反——他们当年到底有没有向中国人“隐瞒”真相?有没有“阻挠”中国人获得新的天文学知识?

  利玛窦要求罗马派天文学家来中国利玛窦入居京师之时,适逢明代官方历法《大统历》误差积累日益严重,预报天象屡次失误,明廷改历之议已持续多年。利玛窦在向万历帝“贡献方物”的表文中曾特别提出:他懂得西方的天文历法,如果皇上愿意倾听一下他的见解,“斯又区区之大愿”。虽然万历帝没有理会他的这项请求,但此时利玛窦因为与中国士大夫阶层交往多年,已经充分理解天文历法在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因此他认识到,参与明朝官方历法的修订工作,是一条打入中国社会最高层的“通天捷径”。为此他强烈要求罗马方面,尽快派遣精通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中国。他在致罗马的信件中说:中国人对之(指其它科技) 并不重视,而对行星的轨道、位置以及日、月食的推算却很重视,因为这对编纂历书非常重要。我在中国利用世界地图、钟表、地球仪和其它著作教导中国人,被他们视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数学家……所以我建议,如果能派一位天文学者来北京,可以把我们的历法由我译为中文,这件事对我并不难,这样我们会更获得中国人的尊敬。

  其实来华耶稣会士之中,包括利氏在内,不少人有相当高的天文学造诣。他们这方面的造诣已经使得不少中国官员十分倾倒,以致纷纷上书推荐耶稣会士参与修历。在利玛窦去世近20 年后,这些举荐最终产生了效果,1629 年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召集汤若望(J. A. Schall von Bell,1592-1666)、龙华民(N. Longlbardi—他是利玛窦临终指定的自己在华教会职务的继任者)等4 位耶稣会士,开始修撰著名的《崇祯历书》。1634 年修成,但是在经历了十年争论之后,崇祯帝刚刚下令颁行这部历法,明朝就灭亡了。汤若望将《崇祯历书》稍作修订后转献清朝,1645 年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颁行天下,并从此成为中国学者研习西方天文学的基本经典。

  为何不用哥白尼体系而用第谷体系?对利玛窦们的指责,主要是从《崇祯历书》出发的。因为《崇祯历书》采用了第谷1588 年发表的宇宙体系作为理论基础和计算依据,这种宇宙体系是托勒密地心体系和哥白尼日心体系的调和折衷形态。

  某些中国学者指责利玛窦们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1543 年就发表了,利玛窦1582 年才来到中国,他为什么不介绍哥白尼学说?《崇祯历书》1629 年才开始修撰,为什么不采用哥白尼体系?

  这些振振有词义愤填膺的指责,事实上完全是对科学史的无知加上蛮不讲理的产物。

  先看为何是蛮不讲理——人家送你一个礼物,你却指责别人:为何送我这一款式而不送我另一款式?你是不是想“阻挠”我获取另一款式?那人家什么礼物也不送给你,是不是反而不会“阻挠”你了?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当然要从科学史上来研究,利玛窦和他的后任们为何要在《崇祯历书》中采用第谷体系?最基本的事实是,第谷体系在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密。

  当时在明朝,不管是反对西法的还是支持西法的,他们都始终同意用实际观测精度(即对天体位置的推算值与实际观测值的吻合程度)来检验各自天文学说的优劣—这本来是中国历史上一贯的传统。

  《明史·历志》中保留了当时双方8 次较量的记录,这些较量有着共同的模式:双方各自根据自己的天文学方法预先推算出天象出现的时刻、方位等,然后再在届时的实测中看谁“疏”(误差大)谁 “密”(误差小)。涉及的天象包括日食、月食和行星运动等方面。这8 次较量的结果竟是中国传统天文学方法“全军覆没”。其中3 次发生于《崇祯历书》编成之前,5 次发生于编成并“进呈御览”之后。到第7 次时,崇祯帝“已深知西法之密”。最后一次较量的结果使他下了决心,“诏西法果密”,下令颁行天下。

  另一方面,那时欧洲的天文学家通常也根据自己所采用的理论体系推算出星历表。哥白尼的原始星历表在他逝世后经人修订增补后发表(TabulaePrutenicae,1551),较前人之表有所改进,但精确度还达不到角分的数量级。事实上,哥白尼本人对精密度的要求是很低的,他曾对弟子表示:若理论与实测之间的误差不大于10 角分,他即满意。故与第谷体系相比,哥白尼体系的精确程度确实大为逊色。直到1600 年左右,根据哥白尼理论编算的行星运动表仍有4 度到5 度的巨大误差。而第谷生前以擅长观测享誉全欧,其精度前无古人。从“精密”这一标准来看,第谷体系明显地优于哥白尼体系,这正是当时不少学者赞成第谷体系的主要原因。

  向中国人介绍哥白尼学说的恰是耶稣会士事实上,《天体运行论》是修撰《崇祯历书》时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汤若望等人大量引用了《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共计译用了原书的11 章,引用了哥白尼所作27 项观测记录中的17 项。书中还对哥白尼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天体运行论》的内容,作了中肯的介绍和述评,将哥白尼列为世界天文学史上的四大名家之一,而且指出他的学说已经成为欧洲最有影响的几家天文学说之一。

  耶稣会士甚至还介绍了不少伽利略、开普勒等人的天文学工作。比如伽利略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获得的新发现,发表于1609 年(Sidereus Nuntius),仅6 年之后,来华耶稣会士阳玛诺(E.Diaz)的中文著作《天问略》中已经作了介绍。再如望远镜,1626 年汤若望的中文著作《远镜说》一书已经详细论及其制造、安装、使用和保养等事项。而至迟到1633 年,徐光启、李天经先后领导的历局中已经装备此物用于天象观测。

  其实,耶稣会士向中国人介绍当时欧洲新的科学成果,本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他们试图用这些科学成果打动中国学者,获得中国学者的尊重,从而打开进入中国上层社会的道路。靠陈旧知识是办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中国传统天文学毕竟仍有相当水平。而且,最终向中国全面介绍哥白尼学说的,仍是耶稣会士。

  1760 年,耶稣会士蒋友仁向乾隆帝献《坤舆全图》,其解说文字中明确主张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此图虽藏于深宫,一般学者无由得见,但后来由钱大昕润色,将图中解说文字以《地球图说》的书名出版(1799)。阮元为此书作了序。然而《地球图说》却未能说服阮元接受日心说。他不止一次攻击、否定哥白尼的日心学说,说它“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畔道,不可为训,固未有若是其甚焉者也”。阮元恰恰是从耶稣会士那里知道哥白尼日心说的,他自己拒不接受,怎么能归罪于耶稣会士的“阻挠”呢?遍查《崇祯历书》、《西洋新法历书》,以及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撰写的其它重要天文著作,找不到有任何攻击诋毁哥白尼学说的话语。所以,要说有谁曾经阻挠过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的话,那决不是耶稣会士,而恰恰是“经筵讲官南书房行走户部左侍郎兼管国子监算学”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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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xun.com

22 aprile 2010